风雨龙飞。望蓟门烟树，九边雄阔。鹅鸭起军声，偏天道民心，老僧能说。——民国徐树铮《金盏子题姚少师为中山王作山水卷子》
姚广孝（释道衍）像万般皆由命
姚广孝，原名天禧，字斯道，但自十四岁出家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名字。据姚氏宗谱说，姚氏在北宋本是开封一带的大姓，北宋灭亡后迁到了福建，而姚广孝一支寓居在苏州相城，当时名为长州。姚广孝在妙智庵出家，法名道衍，从此这个名字及其一生成为不可磨灭的传奇。他以后又自称独庵、逃虚子，由于官至太子少师，时人和更多后人尊称他为姚少师，而广孝是永乐帝登基之日给他的赐名，当时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因此，释道衍才是他一生最固定的名字。
姚广孝出生于公元年，也就是元顺帝至元元年。那位历史上奇特的蒙古皇帝比他年长二岁，登基之日元朝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刻。在皇帝五岁那年，一个同样奇特的和尚彭莹玉在袁州发动了带有宗教狂热的贫民起义。年幼的蒙古皇帝和姚广孝一样，都不知道这对他们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长州相城姚氏，被元朝户计律划定为医户，世世代代继承为医生。每一代必须有一个成年男子悬壶济世，否则就会被削去户籍，沦为贱民，甚至沦为奴隶。但他的童年是幸运快乐的，因为苏州地区的医户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了。对元朝户籍制度的黑暗，他也许只有在回忆幼年经过阑遗监的情景时，才有模糊的印象。那时，一些逃亡的户口被阑遗监捕回，登记为奴，某个绝望的眼神也许曾经深深触动过他。
比他年长七岁的朱元璋的童年却是一个噩梦。朱家被划为淘金户，世代在苏南地区淘金，但是元朝政府也许没有考虑过，苏南的金矿储量是非常有限的。朱家被迫租种大量贫瘠的田地，然后将粮食卖掉，再去买黄金交差。地主和粮商、黄金商人乘机压价和抬价，朱家只能逃往淮西的凤阳，沦为最辛苦的私家佃农，过着毫无安全感的日子。朱家的多数人口最终陆续死于年开始的旱灾和瘟疫，朱元璋只能沿街乞讨，后被玉觉寺僧人收容。
安徽凤阳皇觉寺令朱元璋一生不断地从噩梦中惊醒的年，是一个改变绝大多数人命运的年份。这年雨季黄河突然改道了，结果黄河和淮河两岸的许多地区变得气候反常，河南的水灾和安徽的旱灾持续了好几年。元朝丞相伯颜立刻发现供运给大都的粮食减少了、黄淮地区的饥民增多了、流民暴动起义的次数也增多了。他不得不加大漕运的力度，并从浙江中南部用海船向大都运粮，同时筹备重新规划大运河的黄河段。这些措施很快地激起了海运地区的方国珍叛乱（年）和运河工地上的红巾暴动（年）。但这些大事对相城姚家的影响却微乎其微，苏州仍然是整个帝国最平静的地区之一。但不同户民之间惊人反差的命运，却总是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因此周易占卜和性命观念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内心，成为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当姚广孝在十四岁（年）提出想出家为僧的时候，他的初衷也许只是探究关于性命的学问。伯父姚震之仔细考虑过后认为可行，一方面家族里不缺继承人，一方面求学有成可以充当官府的属吏，即便无成做个僧侣，也要比做户民快乐。
姚家若非小有积财，很难在妙智庵这样的城内寺院里取得度牒。他的法名是道衍，衍字暗示了他师父洞悉他天性中思辩的禀赋，希望他成为道字辈中的学者型僧人。类似的法名如道林，则暗示是一种才艺的禀赋。无忧无虑的小沙弥渐渐发现苏州街头的乞丐越来越多了。在十六岁那年，公元年，街头巷尾开始流传一个关于“独眼石人”的神秘传闻。这一年元丞相伯颜决定任命著名水利专家阿拉伯人贾鲁负责大运河黄河段的重新规划。当民工们在河床淤泥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像时，赫然发现石人身上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连串可怕的字眼，于是韩山童、刘福通策反了治理运河的十五万民工。红巾起义的战火迅速在全国燃烧起来。韩山童和刘福通是彭莹玉的弟子，他们信奉彭莹玉创立的摩尼教和白莲教综合而成的新教派——明教。
元代中亚移民水利工程师贾鲁他还听说有很多人在北方追随一个古老的谶语，这个谶语只两个字——天完。有一天他去同城的灵应宫向一位道士请教这个疑问。道士告诉他元朝的命运像一条河水，现在被土截断了，而且又有了很多火，眼看就要干枯死去，这一切都是天道流行的结果。这位道士名叫席应真，是安徽桐城一带的丹鼎派道士，他在死前几年里将孔明卦的衣钵传给了道衍，临死时送给了他五枚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名贵古钱，称为太平钱。战火一起，文人学士们才纷纷开始学习兵法。道衍本是个心有旁骛的僧人，有了易学的素养之后，很快能掌握当时流行的兵法思想。此时流行的兵法是兴起于北魏崔浩时代的易学兵法。因为北魏以来的主力兵种多了骑兵，战机的抉择和士气的强弱，成为最关键的决胜因素；而易经原理非常有利于捕捉战机，占卜则能坚定必胜的士气。比他年长二十一岁的刘伯温，这时已经成为这个军事流派的代表人物了。这派兵法用元亨利贞的思想原理去制定战略，将历史战例和计谋作为战术使用，所以刘伯温的兵书名为《百战奇计》。
丹鼎派他学习兵法也许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兴趣，但他很快就发现，对元朝的理解可能有些偏差。因为仅从战争技术而言，蒙古人是出类拔萃的，他对元朝的开国功臣如刘秉忠、张弘范等人，以及更早些的蒙古王公和名将，都生出了敬佩之心。作为汉人，尤其是作为最低等的南人，原则上本应当鄙弃这些屠夫。但当他理解了蒙古人之所以能强大之后，他开始憧憬一个同样强大的汉人帝国，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像刘秉忠那样的开创人物。因为刘秉忠身为和尚，却自号长春散人和藏春子，并精通周易。他当然知道元朝的元字，正是刘秉忠根据元亨利贞之元字，建议忽必烈采用的，含义是乾元、万物始基。这一切都极为符合他的脾性。
释道衍毕竟不是看破红尘才出家为僧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正式接触佛学，是在北派禅宗名僧虚白来江南寺院云游的时候。他向虚白请教北派禅法，而虚白却教了他天台宗的止观禅法，这是很初等的入门知识。他此时对佛学似乎兴趣不大，不久就沉浸在与世俗文人墨客一起优游的快乐之中了。
缘灭狮子林
早在姚广孝七岁那年，江浙一带的名僧天如禅师为了纪念其师中峰禅师，在苏州发起士人居士兴建了著名园林狮子林，并建菩提正宗寺。
元朝的僧人、道士是编外之民，寺院道观有税收豁免权，因此许多地主和富商为了规避赋税，常常将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寺院的名下。元朝也不实行科举制，那些读书人没有仕进的正途，纷纷出家，在吴越地区的山水林泉之下逍遥遨游。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倪瓒，他极度厌恶元朝的统治，一生依托在寺院和道观的庇护下，过着一种隐士艺术家的生活。他对这次倡议极为投入，为狮子林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倪高士的号召力之下，江南士子们都把狮子林看作一个心灵圣地。
苏州狮子林比道衍小一岁的高启和同龄的徐贲，还有张羽、杨基四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都已经成为著名的才子，时人称为吴中四杰。他们与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王行、宋克、饶介等北郭十友，在弱冠之年就成了狮子林胜会的生力军。他们与倪瓒年龄相差近三十岁，但倪瓒非常喜欢他们，经常与他们诗作酬和。释道衍被高启介绍到狮子林去的时候，正是一个一身白衣的少年妙僧，他长相奇特，诗文谈吐都非常精妙。一生白眼向人的倪瓒跟他极为投契，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们数十个甚至近百个诗人、画家、僧侣、道士都把狮子林当作了避世胜地，过着一种在那个时代极为难得的优游生活。他喜欢这群诗人和画家，常常相互唱和：
“我住城西寺，君归湖上山。马声知驿路，树色认乡关。”“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畜换书鹅。”
姚广孝书法但很快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一个非常有趣的皇帝闯进了他们的生活。年，道衍二十岁时，泰州人张士诚从高邮南下攻克了苏州，并在此定都。张士诚是漕运地区的下层盐贩，但年的黄河改道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元相伯颜为了保证大都的粮食供给，所采用的三个办法，每一个都让他悔恨欲绝。他命令用食盐管制的办法变相筹粮，结果激起了张士诚的暴乱。海道运粮促使浙江中南部温州等地的渔民投向了海盗方国珍的武装叛乱。重新规划大运河黄河段又导致了红巾起义。张士诚是个非常有趣的、爱好享乐的人。他将自己草草创建的大周天佑政权交给其弟和其他心腹之后就开始了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他喜欢这些文人骚客，整天在苏州城北的宫殿里观赏歌舞声色，因此狮子林胜会仍然得以继续。
但道衍的朋友们多数是纸上谈兵的意气书生和不知稼穑的富家子。他们没有看到，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打败汉王陈友谅之后，一个趋势开始形成了。一个古老而正确的模式——帝王将相、一统天下，开始发挥历史上一直屡试不爽的威力。
三十五岁的朱元璋终于在宋亡百年之后，初步打造了一个传统的汉族儒家政权，因而得以鹤立鸡群，赢得了天下时势。当时的北方红巾军建立的天完和宋，是一个秘密教派的政权；四川的明玉珍建立的夏，是一个佛教儒家混合的政权；方国珍方面则是一个渔民、战士和商人的割据势力；福建的陈友定是蒙古势力；云南则是一个穆斯林和密宗佛教的地区；张士诚的大周是一个大商人和大地主的避风港；刚刚遭受重创的陈友谅的汉，则是一个内部矛盾丛生的军人集团；作为主人的元朝，更已经日薄西山、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困境。这个趋势已经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和平民习惯性地投向了南京的朱元璋。苏州街头已经传言说朱元璋是真命天子了，他不仅有徐达、常遇春这样的儒将，还有刘伯温这样的天机军师和宋濂那样的文昌星下凡扶助。
倪瓒山水画释道衍此时年近三十，却日益厌倦了这种醉生梦死和兵连祸结的氛围。他忽然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在苏州城西的泾山，他遇到了当时最有声望的禅宗高僧愚庵智及禅师。在智及禅师门下，道衍在佛学和实修上取得了重大进步。在作了三年掌书记之后，他继承了临济宗的衣钵，先后在临安普庆寺、杭州天龙寺、嘉定留光寺做住持。这段时间里，他逐渐形成了禅、净双修的观念，对后世佛教有重大影响。但他始终是非常矛盾的，在泾山的第一年里，他写了一篇斥责贪官污吏和社会蛀虫的《斥弁文》，言辞很激切，表明他仍然经常被现实触动禅心。在他每天参禅、读书的岁月里，明朝在朱元璋和他的文武臣僚们手里，日益兴盛起来，狮子林里的那些朋友已经陆续进入朱元璋的朝廷。朱元璋又在南京设立了善世院和玄教院两个独立于政府内阁的宗教机构，延续了元朝政教平行的传统。于是一些朋友劝他以高僧的身份力争诏取，为汉人的朝代贡献一生所学。但他却不以为然。
张士诚皇宫废墟上的元六蟠螭兽墩石础.年，他的挚友、一代文学家高启死了。朱元璋发现在攻克大都之后的十年里，他被一些用心险恶的谣言包围着。这些谣言攻击他卑贱的出身，并不断地把他丑化为一个暴君，试图粉碎他执政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一个官僚集团在暗中声气相通。他考虑到自己的权威不能始终依靠那些淮西军人，于是决定实行皇族分封制，但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连带他的宗教政策也被斥为夷狄胡政。在市井坊间流传的谣言里，他是一个纵欲无度的好色之徒，还是一个没文化的乞丐，更是一个动辄杀人的暴徒，是一个不谙诗书教化的回子兼和尚。朱元璋是一个城府深长的人，知道这一切很不正常，他仔细研究了几年里的人事变动和反对派、中立派的名单，最终发现左丞相李善长可能是一切的根子。他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一个官僚集团在利用儒家教义跟自己作对。他当然更清楚，蒙古人去后的苍茫大地，也许从未准备接受一个孤独的农民来做万世之主……
优游于狮子林的才子高启不知道这一切险恶，他为苏州知府写的《上梁文》表明他与知府魏观有非同寻常的关系，而魏观竟然胆敢将府邸建在张士诚宫殿的故址之上。于是朱元璋在杀掉魏观之后对高启下手了。当高启在闹市中被腰斩成两截之后不久，前辈倪瓒倪高士也惊惧而死。目睹这一切后，道衍不禁感激自己年诏取高僧时忽然生的那场大病。但第二次诏取高僧又在次年开始了。道衍被诏取后安置在南京天界寺里，第二年春天又被赐还吴门。这二年唯一的收获是一首诗，在经过京口（镇江）北固山的时候，他感慨天翻地覆和皇权牢笼，写下了著名的《京口览古》一诗：
“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在诗中他为自己逃出“铁瓮”（皇权）而庆幸，为自己能够再次追求“金坛”（佛法）而感慨不已，并以为金陵过去的所谓王图霸业实在并无过人之处。第二年他才回到苏州西山的海云院，辟出一小室，名为“莲花室”，终日枯坐澄想近五年。释道衍的确是幸运的人，因为朱元璋的三大高僧宗泐、无印、来复，除了宗泐之外都被处死了。年朝廷还发生了更大的风波，胡惟庸集团被朱元璋剿灭。胡惟庸联合了全国大多数官僚和江南大地主以及一部分僧侣的势力，企图颠覆朱氏王朝，建立一个类似张士诚大周的政权。朱元璋在发难的前夕，担心地方上的军队和官员策应胡惟庸，命令分封的十一个藩王回到自己的封地，以便稳定局面。一切就绪之后，朱元璋大开杀戒，牵连的人达到人之多。在这个大案中，有64名僧人被杀。
但命运也是最善弄人的，道衍也许后悔不该认识名僧宗泐。年，宗泐忽然向朱元璋举荐了时年四十七岁的道衍。这年马皇后病逝，二十三岁的燕王朱棣从北平来南京奔丧。朱元璋一向比较器重燕王，于是命道衍跟燕王回北平，其他藩王也有一名僧人跟随。
宗泐造像道衍于是年北上了。他走之后，南京又发生了蓝玉案，狮子林中的旧友王行因为曾作过蓝玉的家庭教师而被牵连，被划定为织挽户，从此陷入恶梦之中。江南首富沈万三之子沈达卿被杀。至此，狮子林胜会彻底烟消云散了。四十七岁的道衍领教了命运的可畏，反而豁达起来，从此“随缘而住，任运而行”。
武略酬知己
燕王喜欢读《金刚经》，因此见到道衍的时候，两人谈得很愉快。当道衍谈到儒家的迂腐的时候，朱棣大为痛快，认为儒生们是为了图谋死后的名声，所以是罪有应得的愚蠢之辈。可惜他听不进道衍的另一番话，不知道儒生在风口浪尖的坚挺，是出于一种兼济天下的高尚情怀，他们的动机与自己截然不同。燕王颇有古代贤王的遗风，除了讨厌儒生之外，对各种人才都礼敬有加。他非常虚心地向道衍讨教佛学，并耐心地编写了《金刚经集注》一书。他很赞同政教平行的架构，同意由皇帝和政府内阁负责行政，僧录司和道录司在皇帝指导下绕过内阁，直接负责人心教化，这样实用主义色彩很浓的夷狄胡政。道衍非常欣赏燕王的虚心好学，对他异常强烈的现实感则感慨良多。
释道衍手抄金刚经年轻的燕王不久就沉浸在与蒙古残部作战的惊险刺激之中。年，当他听闻大将军蓝玉在捕鱼儿海大败北元兵时，再也按捺不住，屡次请旨出塞作战。两年后，朱元璋命令付友德驻北平的军队归燕王节制，王弼的山西兵马受晋王节制，出塞对北元太尉乃尔不花部作战。朱棣在蒙古境内的迤都大败乃尔不花。年他又出兵在东北打败女真人，次年北伐又在彻彻儿山再败蒙古人。在皇太孙朱允炆未成年的几年里，朱棣建立了一支师从蒙古战法的强悍骑兵军团，并在徐达、付友德等名将的指点下成长为一个将帅之才。
释道衍这些年里居住在燕王府邸附近的庆寿寺。在来到北平的这几年里，獅子林中的朋友大都被“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等牵连处死了，回首往事时心潮始终起伏难平。尤其是蓝玉案发之日，富商沈达卿被牵连，连带有关的文人也被拘捕。他曾为沈达卿写过一篇《清安堂铭序》，若非身为燕王的辅僧，可能已经下狱处死了。他的朋友袁拱精通玄学，但秉性刚直，曾触犯权贵，此时也来到了北平受到燕王权势的庇护。这些都使他对燕王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元太保刘秉忠墓在北平郊外的刘秉忠谥文贞墓前，他伫立良久、思绪纷纭。“知已苟不遇，终世不怨游”，他此时五十多岁，精通儒、释、道和兵法、术数，已经是经世济国的大才了。但此前从没有遇到过“知己”；高蹈林泉的倪云林、贪图享乐的张士诚、雄才嗜杀的朱元璋，这些人如过眼云烟、堪堪擦身而过，自己也在惊涛骇浪之中垂垂老去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憧憬的汉人强盛帝国，在数十年之后却忽然清晰起来。遥望着凯旋而归、英姿勃发的燕王，他忽然觉得与烟雨诡谲的南京相比，北平才更有盛世气象。他终于告诫朱棣，儒生自西汉七王之乱以来的多年里，一直拼死反对分封制。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皇太孙，可能禁不住东宫伴读黄子澄的游说而削藩。他深知朱元璋的《祖训录》挡不住儒生的政治理想和官僚集团的政治利益，力劝朱棣早日为之备。
公元年，朱棣忽然接到南京的诏书，命各地藩王在新皇登基后三年内不准进京，并命朱棣竭力保卫北方。同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登位，为建文元年，封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卿参予机务，方孝儒为翰林侍讲参与机务。三位儒生立即为建文帝定下了削藩大计，决定出其不意、一步到位。同年，周、齐、代、岷诸王以罪被逮，削去封国。但这时三位儒生和年仅21岁的皇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担心燕王造反，决定先撤换北平和蓟辽和河南地区的一些守镇将领和地方官，对燕王形成包围的态势，然后再逼其就范。第二年又下诏藩王不得节制辖区内文武官员，四月，湘王朱柏自杀，齐、代、岷王废为庶人。朱棣虽然已经四十岁了，仍被急转而下的形势惊出一场心病。
朵颜三卫道衍知道自己和朱棣乃至北平城中相当多的人都将性命不保，立即劝朱棣道：“殿下旦暮匹夫耳！削藩策下、宁有完国？今若举幽燕劲卒鼓行定山东，略淮南，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否，南机或先发，欲高卧得耶？”朱棣大惊之下从床上跃起，径自踱步至窗前，脸色焦虑、犹豫不决。当时风雨大作，一块瓦片忽然掉落在阶下，朱棣脸色大变，道衍却喜道：“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黄，在五行中是土的颜色，也是中央、主宰的象征。朱棣如果下不了决心，一旦被削去封国，就丧失了名正言顺指挥嫡系军队的资格。那些守镇将领可能就会观望、甚至反侧，到时候才起兵就是真的造反了。道衍继续说道：“殿下速遣使渡江通徐公，可以得先机。”朱棣终于下了决心，立刻派遣心腹到南京，找到徐达之子大舅子徐辉祖。至此才知道建文帝君臣尚未物色到六军统帅，而且已经策反了自己的将领倪谅，北平布政使张昺、谢贵等人也是南方的内应。七月，朱棣捕杀了张昺、谢贵，夺回北平九门。随即发檄文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建文帝违背了《祖训录》、并大肆杀害宗室，是不孝子孙，国家和祖宗基业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关头，号召天下举兵靖难。《祖训录》里的一句话成为他合法举兵的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
难于论定的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一开始朱棣就受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朱棣的军队共有10万左右，按照道衍的战略首先开往山东济南一带，但很快就被叔伯辈的老将耿炳文率军13万逼回北平。耿炳文非常凶悍地屯兵于北平西南的真定，大有老当益壮的气势。朱棣命令大将张玉、朱能、马云利用真定城与滹沱河之间的局促地带穿插纵横，以骑兵的机动性打乱了耿炳文的全盘部署。可惜耿炳文大军无法在如此局促的地带里进行有效防御，被迫退回真定城内，被燕军围城猛打三天，龟缩不敢出击。朱棣在此役中利用蒙古式的骑兵战法反败为胜，给了不懂军事的建文帝君臣一个下马威。他们在惊恐和愤怒之下犯了第二个错误。稳健的耿炳文将军被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代替，李景隆是功臣之后，南京著名的公子哥儿。新旧兵马共约50万，屯于河间地区，伺机围困北平。
道衍与朱棣此时却在做战略上的构想。道衍说道：“自檄天下清君侧以来，诸王恐南兵势大，皆不敢争锋。今耿炳文以太祖元勋而大败于真定，诸王必为形势所动。臣闻宁王权，性淳厚重义，素不习战阵，殿下若动之以情，陈兵于后，图之必矣。使燕、宁合兵，天下不足平也。”朱棣于是命道衍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卫北平，自率张玉、朱能屯于大宁城外，亲自进城说服了朱权。至此，宁、燕两地合而为一，扩大了后方的纵深，极大地增强了实力，并得到宁王辖区守镇军中大量骁勇的蒙古骑兵。李景隆见有机可乘，命大军北上围困北平。部将瞿能在南军主力猛攻丽正门的同时，忽然率部攻破了张掖门。道衍劝世子朱高炽竭力守卫丽正门，自己迎击已经入城的瞿能。此时李景隆忽然拒绝增援瞿能，瞿能万般无奈之下退到城外。
方孝孺像今南京道衍大喜过望，当夜选取精壮，用竹篮悄悄地落下城墙，夜袭南军大营。南军被迫后退扎营，丽正门的压力得到了舒解。朱棣从容不迫地在会州休整，分兵为五军，星夜驰往北平，将南军逼至城下。道衍和世子朱高炽大开城门引军杀出，南军大败，李景隆逃往山东德州。道衍劝朱棣立即向南京示威，再次传檄天下，历数齐泰、黄子澄奸佞误国。建文帝在朝廷主和派的压力下，罢免了两人的官职，命二人以私人顾问的身份参佐军机。年，靖难之役的第二年，朱棣和道衍决定扩大战场纵深，以便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优势。道衍言道：“臣闻胜国名将速不台、哲别领精骑两万西征，千里之内瞬息而至、倏忽而去，斡罗斯二十万大军如逢鬼魅，蠢蠢若待宰之羊！今若使燕、晋、宁、豫、齐皆为燕骑驰骋之地，是南军虽众，尽入死地，此亦项羽所以破章邯也！”
电视剧《成吉思汗》剧照朱棣于是领军佯攻山西大同，南军分兵驰援，被朱棣沿途击杀无数。李景隆于五月间再合兵60万，屯于真定白沟河。朱棣主动出击，被南军骑兵将领平安和步军猛将瞿能围困在白沟河岸，幸得次子朱高煦率骑兵解围。朱棣看到援军骤至、战机逆转，大胆地回师再战，南军终于溃败，死伤10万以上。朱棣再奋勇追击溃逃至德州的李景隆，攻克德州之后立即围攻济南大城。这一战纵深千里，南军在骑兵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骑兵军团虽追至济南，但攻城乏力，围城三月不能破城。道衍师从《易》派兵法，知道龙飞九五，必亢而有悔，势竭力穷之时可能会被南军反扑。于是驰书给济南城下的朱棣，说道：“师老矣，请班师。”朱棣也知道长期消耗无功，是自陷死地，无奈之下回师北平。
靖难之役第三年，建文帝君臣听取平安、盛庸的建议，决定不再派出大军围剿，由盛庸率领一支火枪兵防守山东各城，平安领一支骑兵主力在河北相机策应，依托城池之固，再伺机打击疲惫的燕军。朱棣针对这个局面，决定率骑兵打击运河沿岸的供给点，使盛庸的军队被迫出城觅食，再伺机消灭。但在运河山东段的东昌城，朱棣被盛庸的火枪兵重创，不仅没有攻克这个小城，还被平安的骑兵围堵，堪称惨败，名将张玉也死于东昌城下。朱棣无奈之下只能继续突袭运河城市，平安忽然率骑兵进攻北平，朱棣在回师途中被平安截击，险些被生擒。道衍和朱棣彻夜反思东昌之败，决定修改此前的战略。起兵之日道衍曾制定了“鼓行定山东、略淮南、势若建瓴而下”的战略。但此时“定山东”的第一步已经被盛庸、平安打乱，他们面临着关系成败的战略再部署。
明成祖燕王朱棣道衍说道：“南军自真定、白沟河惨败，已无大兵可遣。今盛庸凭火器、恃城池，平安用矫健、擅奇兵，其谋虽狡，只能守山东一隅，此南军技穷势竭之时也。燕骑擅纵横，不能克坚固，故屡败。今若弃运河，取单弱，间道攻徐州，则不定山东亦可略淮南，建瓴之势可成。”第二年春，朱棣率步骑数万绕过德州，渡黄河，取得山东西北。一月后已经陈兵于徐州城下，盛庸、平安被抛在了身后。三月，朱棣攻克徐州，兵锋南指金陵。建文君臣大为恐慌，立刻命盛庸、平安回师驰援南京，同时派遣徐辉祖率军北上合击燕军。朱棣大喜，立即率骑兵在宿州大败平安，追至安徽灵壁。徐辉祖此时突然驰援至灵壁附近，朱棣被围几乎丧命。但从徐州驰援的骑兵瞬息而至，朱棣于是故技重施，回师再战，徐辉祖、平安大败，平安本人被俘。
释道衍参禅偈文道衍听说朱棣忽然北上截击平安，并一路穷追，心下大为惊惶，立刻驰书给朱棣，说道：“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此时南军只有盛庸从山东退到淮河一线固守，平安、徐辉祖均已惨败，安徽西部淮河上游地区空门大开。朱棣听从建议，立刻从洪泽湖附近顺利渡过淮河，又把盛庸抛在了身后，于六月攻克了扬州。盛庸大惊之下，只能率水军从海道入长江，筑最后的防线于南京城北的浦子口。朱棣大军一路南下，不再攻州克县，而是一路绕行直趣南京，军行一日数百里，势若雷霆。盛庸手下的水师大将陈瑄，见大势已去，立即投降。朱棣大军在七月初已经到了南京北郊。
李景隆此时策反了谷王朱橞，相约投诚，打开了金川门，朱棣在靖难之役的第四年终于攻克了明朝都城南京。道衍的战略与朱棣的战术，在这四年里有如日月同辉，从秘密筹备潜龙勿用，到风雨之夜潜龙腾渊，再到酷战南军飞龙在天，一切都如此清晰而简洁。强者用时势，弱者耽自见，诚为颠扑不破。
文韬世所轻
道衍深知儒生的政治理想是废除朱元璋承袭自元朝的那些弊政，例如政教平行、户计制度、分封制等，以便打造一个官僚士大夫集团，制约专横强大的皇权，同时传承所谓地汉族文化传统。但燕王痛恨那些挑唆削藩的儒生，将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80余人列入奸臣榜，希望通过使几个领袖人物变节，以打击整个群体。他想让妙笔生花的方孝儒为他起草即位诏书，可惜他不能改变方孝儒与他一样强悍的个性，两人在针锋相对、互相痛骂之后，还是不能改变对方的立场。朱棣暴怒之下将方孝儒在午门处死，行刑之日方孝儒的门生和亲旧故交拜服在地，做出无言抵抗的姿态。朱棣更加狂怒，下令将方孝儒十族收监处死，十族即除血缘九族之外再加上门生一族。年，朱棣在儒生的痛骂声中悍然不顾地登上帝位，建号永乐元年。
永乐大典这番惨酷的刑罚，使天下儒生震怖不已，也使道衍感到罪业深重、心灰意冷：“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心路，“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到了七十岁的古稀之年，他却大为惘然，只能推说自己是随缘而住、任运而行，但其内心却是深刻的易道天命意识，而不是佛教的缘起性空之义。从此天下读书人开始非议道衍，说他好战嗜杀、贪图权位，他在衰老之际也感受到了人言可畏，甚至在苏州的姐姐也非常厌恶他，对他的一生感到无从理解。但释道衍仍然没有勘破汉人强国的梦想和文治教化的大执着，他骨子里还是不折不扣的王佐之才，当有人将他与姜子牙相比拟的时候，他只推说“不入飞熊梦”，渭水飞熊正是姜子牙的别称。朱棣却深刻洞悉了道衍的秉性是儒释合一，因此赐名为“广孝”，即对天下人尽孝道、或曰菩萨道，这番做作直指道衍本心。于是道衍以荣国公的身份兼领了僧录司左善世一职，也接受了太子少师一职，开始了最后十年的文治大业。但仍然住在庆寿寺或大庆寺，身份仍然是和尚，并谢绝一切世俗的交往和享受。
姚广孝题倪瓒竹枝图他极其反对历史上那种以儒家官僚为主的文治政府，更加厌恶儒家利用政治权力打击其他教派的传统。虽然为方孝儒感到痛惜，但他仍然建议实行政教平行，决不独尊儒术。他憧憬中的盛世王朝，是军事强大、宗教繁荣、政府清廉的格局，强大的军事力量听命于皇帝一人，繁荣的宗教独立于政府和军队，政府只负责行政，没有教化的职能。朱棣非常乐于接受这个方略，他将功臣朱能、陈珪等15人封为贵族，地位高于一切政府官员，自己则继续与蒙古人作战，以此享受终身嗜好而不知疲倦；命姚广孝和溥洽负责全国文治教化；建立锦衣卫监督政府。这个格局类似元朝初年，堪称永乐帝国，强极一时之盛。
姚广孝面临的最大阻力仍然来自儒家传统，为了调和儒释两家，他撰写了《道馀录》一书，尽力说服天下儒生，佛教的普渡众生与儒家的兼济天下实际上是一回事。同时他也劝朱棣学一些儒家学问，于是朱棣亲自撰写了《圣学心法》一文，昭告天下他正在师从南宋大儒陆九渊的心学。天下儒生却利用写史和传播关于建文帝的流言，来攻击永乐朝的文治方略。建文帝出家为僧并且悟道的传言，对释道衍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一个儒生变成了一个和尚，而原来的和尚却成了儒生；前者的两个身份都实至名归，后者却都表里不一。同情苦命仁慈的建文帝的南方老百姓们，纷纷相信自己家乡的某个庙宇，曾经留有建文帝的踪迹，并引以为殊荣。
云南保山栖贤寺建文帝题有匾额朱棣和姚广孝的文治方略却在继续进行。姚广孝和解缙主持重修《太祖实录》，尽力将主张三教合一的朱元璋写成一个儒家贤君，同时编写《文献大成》、《性理大全》，装点文治蔚然的门面。最后还编撰《永乐大典》，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二万多卷。他可能永远都想不到，自己的著作被后人嗤之以鼻，他本人的形象如同他自己所迷惘的那样，曝露在后人惊愕的目光之中。一个无从理解的怪人，如此突兀地出现在儒家文献里，他的强大如此惊人、身世又如此风雅……。
姚广孝于十余年后终于油尽灯枯，享年八十四岁。永乐帝死后他的神主牌位被搬出了太庙，儒家文人开始清算他。在王世贞、袁宏道等儒家文人的笔记里，姚广孝的超凡脱俗变成了诡谲叵测，运筹帷幄之才变成了江湖术士，洁身自好变成了矫世干俗。只有一位青年在追随他的梦想和信仰，这位青年来自云南，名郑和，在庆寿寺拜释道衍为师，法名福善，将强极一时的永乐国威远播西洋。
姚广孝墓塔二百年后，孤独的哲学家李贽来到北京崇国寺瞻仰姚广孝遗容，在惨淡如血的夕阳下凭吊和叹息一个强大身影的消逝。数十年后，明朝灭亡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