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是对现象的构拟和解释，因此而包含了预言,[1]故其源头极为古老。大抵要经西汉今文家以阴阳灾异说演其理旨，绎其体系，至两汉之际遂与纬书相出入，且因纬书辅翼经学而*治影响骤然扩大。[]特别是其中有关王朝兴替的部分，因其流传赖于世情民意，常被视为天命气运的象征，遂成为此后*治正统理论的结构要件，又往往成为王朝易代改姓的舆论风向标。[3]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开国建制取鉴的思想成分中，长期以来流传于北方地区的谶纬亦占有重要一席。而其来龙去脉及其影响之况，可说是从今人所知较少的另一侧面，反映了北魏建立的思想背景及其统治集团的特定立场和思考。
本文拟从学界以往关心的北魏国号问题出发来观察这一侧面。据《魏书》卷《太祖纪》等处所载，登国元年（年）拓跋珪复立代国，不久即改号为魏；天兴元年（年）入主中原后再议国号，仍定为魏而兼称代。定国号，历代皆公认为切关乎*权气运和大*方略，洵为北魏开国史上的头等大事，故学者对此续有讨论。孙同勋先生即曾揭示了其中所寓的“代魏承汉”之旨；[4]何德章先生则对当时所以定国号为“魏”，及其蕴含的争统等意味深加开挖；[5]田余庆先生又从拓跋珪当时的*治处境和需要出发，对何文未尽的“代、魏之辩”问题作过补充。[6]这些讨论精彩纷呈，极大地推进了对北魏国号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但也还有置喙的余地，因为其事的来龙去脉仍不能说已十分清楚，现有之说也不无扦格难通之处。笔者以为其中症结在于：以往研究多少都忽略了“当涂高”等谶对拓跋珪定国号为魏的直接影响，遂使相关史实及其问题难以凸显而作合理解释。以下即请着眼于此继续前人的讨论，以期进一步弄清问题，亦以此观察北魏开国建制背后的思想动态和*治风云。
一、“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流行及其影响
关于天兴元年拓跋珪定国号为魏的直接依据，《魏书》卷4《崔玄伯传》中已有交代。其载当时博议国号，玄伯之议末云：
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也。臣愚以为宜号为魏。
这几句话是为玄伯前面的论证作结，大意是说：“魏”为盛名载于经典由来已久，有称雄中原为神州上国的传统，乃是革命易代的徵兆所示和九五之尊的天命使然，故须顺应、落实之而定国号为魏。由于其处处用典而蕴义甚富，遂须稍事解释以见其要所在。
“魏者大名”，典出《左传》“闵公元年”，是年晋侯封毕万于魏，为后来三家分晋魏国兴起之基。[7]战国以来魏国分野毕、觜、参宿，约略涵盖了拓跋珪奠立帝业的平城至邺城一带；[8]而当年魏国曾跨有*河两岸，雄据中原腹心而为神州上国，[9]自后国号为魏者类皆如此。故上引崔氏国号议文前两句的意思是清楚的：定国号为“魏”，适可继承这个“大名”所象征的应天而兴、称雄中原传统，又扣合了拓跋珪当时都于平城，南据邺城而控驭河北的态势。崔氏继而所用的“革命”、“利见”二典，“革命”取义于《易·革卦》彖词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拓跋珪灭燕称帝，正合此义而非禅让，[10]其在当时也确是以“大运所钟”的“革命之主”自居的。[11]“利见”语出《易·乾卦》九五爻词：“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历来皆释之为王者受命而称“九五之尊”，这也切合了拓跋珪当时登位在即的现实。[1]“徵验”和“玄符”在字面上亦甚易解，徵即徵兆，验即验证，玄指天意，符指契合。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定国号为“魏”，竟会被崔氏看作是拓跋珪革命易代徵兆的验证，龙飞九五天命的凭据呢？
对此，仅以经典提到战国魏之兴起及其地为“神州上国”来解释，似还有所未惬。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因为汉末流行的“当涂高”等预言魏将崛起易代的谶记纬说，在五胡时期复又流行且已深具影响。崔玄伯实际上是以经典所述战国魏事，来强调顺应这类谶纬定国号为魏的必要，所谓“徵验”和“玄符”则属当时习语，大体即指谶纬、祥瑞之类；[13]且其语气显示，把定国号为魏看作“革命之徵验，利见之玄符”，在当时必有坚实的依据和广泛的基础。
关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在汉魏之际的流行，《三国志》卷《魏书·文帝纪》载其禅汉之事，裴注引《献帝传》载延康元年十一月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于谶纬者”。其中引自纬书而非专与曹氏相连的，如《春秋汉含孳》有曰：“汉以魏，魏以徵”；又《易运期谶》云：“*在山，禾女连，王天下”；[14]此外，《三国志》卷4《蜀书·周群传》载其父周舒深明术数：“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舒曰：‘当涂高者，魏也’。”[15]由此可见，“代汉者魏”、“魏王天下”等谶纬，在当时已传于各地为人熟知。由于记载散佚，相关文句至今唯留一鳞半爪，故已很难知晓其前后文及其总体状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其时流行“当涂高”之类的谶记中，除直接与曹氏挂钩为其代汉服务者外，还有一部分显然并不与具体姓氏相连，而只是泛泛预言魏将崛起而王天下。其实际运用，如《三国志》卷6《魏书·袁术传》裴注引《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塗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16]“術”形为当涂立木，其字公路，故可释为“当涂高”之谶所指。这也说明此谶实可为各种有心人利用，至于“*在山，禾女连，王天下”之类的谶记，更可不与“代汉”相连而发挥影响。
曹魏代汉以后，仍然流播于世并有一定影响的，主要就应是这类谶记。《艺文类聚》卷6《居处部二·阙》引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有泉水当竭，当有双阙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学舍，筑阙于此”。侯瑾既善“内学”，[17]则其汉末预言凉州城西“当有双阙起其上”，亦应与“当涂高”之谶相关。[18]不过到齐王芳时，武威太守在此地筑学舍双阙，以应谶厌之，自然已无关乎“代汉”或“曹氏”，而是反映了“当涂高”等谶在曹魏代汉以后仍有“王者再出”之义，[19]故魏人明其利害者仍郑重视之。
又《晋书》卷39《王沈传》附子《王浚传》载其都督幽州，八王乱后据有幽冀而其势甚盛，永嘉以来遂承制置公卿官，以至设坛告类，立皇太子。其后文曰：
浚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胡矩谏浚，盛陈其不可。浚忿之，出矩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刘亮、从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并切谏，浚怒，诛之……时燕国霍原，北州名贤，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愤怨，内外无亲。[0]
浚后来曾被石勒奉上尊号而“许之”，旋即被勒袭破幽州，俘至襄国处斩。勒为之所上“尊号”是否“大魏皇帝”？今已不得而知，[1]然浚既以“当涂高”应谶，则其欲定国号为魏的可能实难排除。无论如何，这都说明西晋末年五胡乱起时，“当涂高”等魏兴之谶不仅仍在流行，且已进一步与曹氏代汉脱离了干系，又必因王浚一类人物对此的宣扬、利用而放大了其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王浚永嘉时领乌桓校尉，又曾先后与鲜卑务勿尘及拓跋猗卢之子日律孙相结，则其身应魏兴之谶而谋登位称帝的要况，或已传至代北流播扩散，这也为后来拓跋珪改代为魏之举提供了因缘。
由此判断，王浚之后，不少胡汉酋豪创基开国皆定号为魏，恐都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流行和影响分不开。以下即请对此略为梳理，以见其要：
《晋书》卷《石勒载记下》载勒死弘立，石虎执国柄为权臣：
弘策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季龙伪固让，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季龙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
其后文又载其时石生、石朗起兵关洛以抗石虎，虎率*讨平之，还襄国而“大赦，讽弘命己建魏台，一如魏辅汉故事”。[]从封魏王，加九锡，到建魏台，行魏辅汉故事，石虎的这些举措必应有其考虑。
《晋书》卷《石勒载记上》载建兴元年，石勒以邺城“魏之旧都”而风俗殷杂，[3]颇难其镇抚之选，经再三考虑后：“以石季龙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季龙篡夺之萌兆于此矣”。[4]石虎本是率*定邺的大将，勒犹豫之后方命其为魏郡太守而镇抚魏之旧都，何以竟会催萌石虎的“篡夺之谋”？事虽隐微而史载不详，但其应当就是石虎后来称魏王的缘起。推想当时必有为之陈说符命，结合邺城故事而说“当涂高”及“魏王天下”等谶者。故其后来所为，亦与曹魏代汉程序如出一辙，《晋书》卷《石勒载记下》且载当时石弘确曾“齎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5]不过，石虎终究未按禅让模式由魏王登位魏帝，而是下书称“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此举既然是要“副天人之望”，且稍后“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6]似可推断此前石虎确还有其他考虑，特别是要让自己登位合乎那些更足证明其为真命天子的谶记。这恐怕就是石虎当时改变主意的原因，[7]原本驱动其“为魏王、建魏台”的魏兴之谶，其重要性似乎是被“天子自东北来”等其他谶记压倒了。[8]
石虎在五胡群雄中始称魏王而未能循此克终，继其而称魏帝的，是灭掉石赵而仍据邺城的冉闵。《晋书》卷《石虎载记下》载闵为石虎之养孙，其父冉良魏郡内*人，为虎养子而易姓石。后文载闵称帝之事：
永和六年，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9]
冉闵定国号为魏，同时复姓冉氏，追尊父瞻、祖隆，这些举措与其原先所拟姓、号有别，[30]并非宿构而是新近定策。据其后文载闵当时崇礼尚儒，清定九流，准才授任，“于是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则其择定国号为魏，确有仿魏、兴魏之意。
《晋书》卷《慕容儁载记》述冉闵登位后，曾遣常炜使于前燕，儁命封裕诘冉闵有何祥应而称大号，炜曰：
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驭历，能无祥乎！且用兵杀伐，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养于宦官，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31]
这也表明冉闵之登位确曾引据祥瑞谶记之类，又尤其以魏武出身卑微而终成大功自比，[3]则其仿魏、兴魏乃是实情。考虑到其本魏郡人，又执柄邺城，[33]则为之陈说符命者，自亦当引“魏王天下”等谶为其“应天驭历”之证。[34]就是说，闵定国号为魏与复姓冉氏、追尊父祖，均应是其确认自身发迹符于“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结果。
冉闵以后再以魏为国号的有丁零翟辽。《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附《慕容垂传》载其事：
先是，丁零翟辽叛垂。后遣使谢罪，垂不许，辽怒，遂自号“大魏天王”。有众数万，屯于滑台，与垂相击。辽死，子钊代之。及垂征克滑台，钊奔长子。[35]
翟辽所称的“大魏天王”，犹石勒、石虎之称“大赵天王”，是以“魏”为国号，以“天王”为天子号。[36]时在慕容垂称帝改元后的建兴三年（年），[37]而两年前，拓跋珪登国元年正月复立代国后不久，已“改称魏王”。[38]
翟辽是与慕容垂结盟于河南的丁零酋豪翟斌的从孙，斌拥垂称帝后封河南王，建兴元年被诛，其部众由斌兄子翟真率领，从邺城周围北走邯郸、行唐。真旋被杀而余部两分：一部拥真从弟翟成为主，至次年皆被慕容垂坑杀于行唐；另一部由真子翟辽统领，南下至邺城以南的黎阳，对后燕叛、附不定。《晋书》卷13《慕容垂载记》备述上列诸事，又述垂于建兴二年亲率诸*南攻黎阳翟辽，辽之部众多燕赵人而相率归附：“辽惧，遣使请降。垂至黎阳，辽肉袒谢罪，垂厚抚之”。[39]从“遣使请降”到“肉袒谢罪”，皆表明其所用为敌国之体。如《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载武王克殷而纣王赴火而死，“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克郑都后，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谢罪求和。[40]以此相衡，“辽肉袒谢罪”，似可表明其入黎阳后实已自命王者，遂得与后燕体同敌国。
又《晋书》卷13《天文志下》载太元十二年（）六月、十月及十三年正月，太白屡昼见；十二月，荧惑在角、亢而其色猛盛：“占曰：‘荧惑失其常，吏且弃其法，诸侯乱其*。’自是后，慕容垂、翟辽、姚苌、苻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41]这类天象，皆被当时太史视为前秦淝水大败后，北方复陷分崩离析之局的徵兆。“诸侯乱其*”一语，表明后列诸人各有其国，则翟辽占据黎阳后，虽还未登“大魏天王”之位，却已被公认为淝水战后北方割据群雄中地位尤著者之一。黎阳一带战国属魏，汉至西晋皆属魏郡，[4]辽入黎阳两年后在此称大魏天王，其前必有舆论准备和称制之实。由此再考虑建兴元年（年）翟辽据有黎阳一带魏旧之地，与拓跋珪登国元年正月复立代国同属一年，与四个月后珪改号为魏亦几乎同时；则可推断当时拓跋珪与翟辽皆创基开国，有争抢“魏”号之势。将之联系“当涂高”等谶在其时的影响，[43]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他们很可能也是在争应“魏王天下”之谶。其亟欲应谶得运之态，与石虎刻意备驾出信都而还襄国，以应“天子当从东北来”之谶相类。
上述五胡时期称魏为王的例子，均应深受“当涂高”等魏兴之谶的影响。相比之下，拓跋珪登国元年改称魏王确似有些勉强，因为其显然并不具备其他各家多少都发迹于邺城或魏郡的共性，陈说符命时自然就少了一重说服力。天兴元年再议国号的始末，本身也可表明尽管各国已视之为魏，[44]但拓跋珪以魏王自居还需要更多的凭据。由此即可体会到崔玄伯国号议中，特意点明“慕容永亦奉进魏土”一事的重要性所在，[45]而天兴元年正月拓跋氏相继剋中山、邺城，则为其再开大议，定国号为魏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由。[46]
在讨论以上这些国号称“魏”的事例时，有一个事实不能不特别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