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武威雷台汉基出土的一匹铜马俑，凌空飞举，神态极生动，是一件希世艺术珍品。经郭沫若先生鉴定，命名为“铜奔马”。因其三足腾空，右后足踏在一只飞鸟的背上，又有人称之为“马踏飞燕”，后来常书鸿先生说是“天马”，但未作论证。去年八月在兰州召开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兰州大学的牛龙菲同志作了新的解说，肯定铜马俑是“天马”，马蹄下的那只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禽——龙雀，亦即飞廉风神。《兰州报》、《光明日报》均有报导，本年一月五日《少年文史报》上唐凌同志的答读者问亦引用此说。因汉代天马”自西北来，而铜马俑又出自武威，“天马、龙雀”之说易为人所接受，其实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故不揣浅陋，提出下面几点看法，请识者指正。一、汉代“天马”的历史涵义按“天马”之说始自汉武帝时，它有特定的历史涵义。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的侵扰，急需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所以非常重视对良马的搜求。武帝又喜神仙、爱迷信，他相信“祥瑞”。《史记·大宛列传》载：“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这时汉代有了神马之说。它度映了汉武帝用卜卦的瑞应说，来表达他急于求得好马，扩建骑兵、反击匈奴，加强王权的心情。关于汉代最初所谓的“天马”是带有神话色彩的。如《史记·大宛列传》云：“大宛在匈西南……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书音义》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可见大宛的真正“天马”是高不可攀的，大宛的善马只是五色母马(凡马）与“天马”交配生下的后代，所以叫“天马子”，还不是真正的天马。又《史记·大宛列传》云：“自博望侯骞死后，……及汉使乌孙，……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向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后来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日天马。乃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白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这段记载只是说汉武帝得到了乌孙和大宛的良马，把它取名为天马，实际上也不是大宛高山上人不可得的天马。同时这段记载也说明天马的名称在随时改变，天马还是神话中的想象，不过已经把现实生活中得到的良马、善马、骏马取名为天马了。这段记载也说明汉武帝在取得大宛汗血马后，天马的名称才正式固定下来。可以着出，汉武帝要从乌孙取得良马还必须付出外嫁汉家宗室女子为代价。可见得到的所谓天马，不会很多，当然也只有天子皇室所专有，一般臣民是得不到的。至于从大宛所取得的天马，其代价更为昂贵，留在下文再说。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天马的名称，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汉武帝反击匈奴、沟通西域、武功远播，以至汉威极盛的过程。如早在元狩二年（公元前年)，李广利将*与匈奴单于战于朔方余吾水上，就发现过“夏、马生余吾水中”，但这时没有把它称为天马。后来到了元鼎五年(公元前年)，据《汉书·武帝纪》云：“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指渥洼水)旁见群野马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先作土人，持勒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说明这时把西北敦煌的渥洼水出的马，也视为天马。又在同年十一月辛己朔旦，汉武帝发布诏书:“……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冀州脽壤乃显文鼎，获祭荐于庙，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可见渥洼水中出来的天马，只有至尊天子才能骑用。这种天马，当然不会很多。到了太初四年（公元前年)，据《汉书·武帝纪》云:“四年春，贰师将*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应劭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这时将大宛汗血马称为天马，同时也是汉武帝很得意的时候，史载：“伐胜大宛，赖天之灵，……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於阙。”《汉书·武帝纪》有关攻大宛、取善马的记载，省略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的许多故事，现在我们把它概略谈一下，对于理解汉代天马的历史涵义是有一定帮助的。汉武帝为了求得大宛马，曾多次派出了许多使臣和*队。史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同时为了求得乌孙的好马，还采用了嫁姑娘的办法，如“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遗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即使如此，但大宛、乌孙的真正善马，汉武帝这时还没有取得。主要原因是汉王朝的*威还未深入西域。如史载“大宛以西皆自持远，尚骄恣”，甚至“禁其食物，以苦汉使”。后来在伐大宛前，才有人向汉武帝进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汉武帝爱大宛好马着了迷,想尽了各种办法，史载：“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但大宛王认为“宛宝马也”，“不肯予汉使”，气得汉使臣椎金马而去。宛王又派人杀掉汉使，取其财物。这件事激怒了汉武帝，于是派李广利为贰师将*，率领大*，“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李广利的大*受尽了沙漠路途遥远和饥饿的折磨，几万*队没到达大宛城，就仅仅剩下了几千人。李广利想撤兵，汉武帝“大怒，而使使遮玉门关，曰：‘*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可见为了搜求大宛好马，汉武帝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汉武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得到大宛真正的好马；这时又碰上和匈奴打了败仗，“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于匈奴”，很多公卿大臣都希望汉武帝改变战略，“……罢击宛*，专力攻胡”。但汉武帝求大宛好马心切，害怕“宛马绝不来”，“宛小国而不下”，“为外国笑”。为了顾全汉王朝的国威，武帝又下了最大的*注，“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齋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益发戍甲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汉武帝为了取得大宛善马，几乎动用汉代西北边区的全部兵力和民力。这样大规模的*事行动，汉兵到达宛城只有三万人，还遭到大宛*队的拼死抵抗。汉兵采用了断绝水源、层层包围和攻心战术，最后迫使大宛贵人杀死国王毋寡，以交出善马和供应汉*粮食为条件，双方罢兵议和。大宛交出了多少善马呢？史载：“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汉*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匹……乃盟而罢兵……乃罢而引归”。所谓大宛“汗血马”者，汉*只取得数十匹耳！其他则为不及当时善马标准的“中马”或次下的马了。这一次惊心动*而具有历史性的取马战役，汉武帝前后动用的兵力民力，不下数十万，使许多士兵和百姓为此而饿死边疆，喋血沙场，所花的代价是何等昂贵！所谓天马，才真正到了汉家。于是“作西极、天马之歌”，作为郊祀乐章，以歌颂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天马歌》在《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中均有记载。《史记》中的天马歌是：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汉书》中的天马歌是：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策浮云，腌上驰。体客与，迣(逝)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天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擒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闔，观玉台。大家知道，《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中所载的《郊祀乐》是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专用来祭天的礼乐，《郊祀歌》共有十九章，《天马歌》属第十章，它象征天子的威仪，普通臣民是不能配用的，这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礼法之不可僭越，是一个极普通的历史常识问题，用不着多谈。对文学艺术夸张渥洼水出和伐大宛所得“天马”的神奇，它足踏浮云，临空飞腾，转瞬万里的雄姿英态，也无需多作解释。很重要的是需了解汉代“天马”的历史*治涵义。“天马”已由过去高山上人不可得的神马，经历了“与凡马异”、“以水中出”及兴师动众伐贰师城所得的“宛宝马”这样一个离奇的过程；又通过文学形式转化为歌颂天子武功的《天马歌》。这时已经把现实生活中的善马抬高到常人不可攀及的神马的崇高地位了。实际上，谁也明白，歌颂“天马”的神奇就是歌颂汉武帝的神圣，“天马”已经是汉武帝武功远播、四夷宾服的象征，也是刘姓王朝兴旺发达的标志，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强化的象征。谁能享受这种尊荣呢？自然非天子莫属。董仲舒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大一统雄图思想，创立的著名“天人三策”，大谈符瑞与*治的关系，对理解“天马”与“定一尊”的历史*治涵义很有帮助，因涉及过宽，这里不必多谈。汉武帝为了炫耀他的神圣武功，还将*金改铸为“裊马”蹄形(即出土文物中的汉代“马蹄金”），来象征“天马”的降临，并用它来赏赐诸侯王，以显示中央王权的尊贵。《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三月，诏日：‘有司议日，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金，宜改故名，今更*金为麟趾裊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金为麟趾裊蹏，以协嘉祉也，古有骏马名要裊，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以*金改铸成“裊马”蹄形的马蹄金，它只有封侯封王的皇亲国戚和功勋大臣才能得到赏赐，可见“天马”的*治涵义是何等地的尊荣。没有高官显爵的臣民，要想分享“天马”的尊荣，岂不比登天还难吗？由文学形式歌颂的“天马”，很自然会转化为皇富的艺术陈列物。东汉张衡《东京赋》云：“铜雀蟠蜿，天马半汉”，注“天马、铜马也”，这里就是将“天马”转化为铜制内府宫廷陈列品了。又《汉书·武帝纪》云：“(元封)二年、冬十月，行辛雍，祠五畤。……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应劭注曰：“飞廉、神禽能致风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这里东汉明帝亲自御驾出行，到西汉王都长安去迎接飞廉和铜马，这件不寻常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呢？显然不能用宗教迷信来解释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它应意味着东汉明帝对刘姓祖先汉武帝的尊崇，对汉武帝神圣武功的尊重，自然东汉天子要亲迎飞廉和马(即“天马”)了。汉代的“天马”既然有这样崇高的*治象征和历史涵义，当然不是一般臣民所能随意仿制和私有，自然汉家天子也不会随意将“天马”赐与臣下的。所以我们认为汉代“天马”有它特定的专指涵义。至少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想象中的神马或把从西域地区所取得的善马称为“天马”，但数量极少。第二，文学和宫廷陈列的“天马”，它是汉家天子皇朝威仪的象征，臣民不得享用。二、武威雷台汉墓主人身份与“天马”殉葬无必然联系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钱中有“四出五铢”钱七枚。据《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三年，又铸四出文钱”。中平三年为公元年。结合基葬形制和其它有关出土物，这座墓的时代大致属于东汉晚期。约当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时期(即公元年-年）。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的最大特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共出土有铜车十四辆、铜马三十九匹（有八件马胸前刻有铭文），十七件铜武装骑士及二于八件铜奴婢。另有四颗银质印章和其他文物。为了明确墓主人的身份，现将较能说明问题的马购铭文和有关考证，摘引部分如下。八件铜马胸前刻有铭文,依铭文内容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冀张君骑一匹，牵马奴一人。翼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冀张君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一人冀(冀。地名，西汉时天水郡有冀县。《续汉书·郑国志》汉阳郡下有冀县。冀县故城，据《嘉庆一统志》，“在今伏羌县”，即今日的甘谷县南）。第二组守张掖长张君郎君阿那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守张掖长张君前夫人禁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一人。守张掖长张君后夫人辇车马，将车奴一人，从婢二入(守，试为署理官职。《汉宫仪》“汉官皆试，守一岁为真”。《汉书·平帝纪》：注引如淳曰：“诸官初加皆守一岁，迁为真，食全奉”。守，即为试用管。张掖长，张掖为汉武威郁属下的县。《嘉庚--统志》：“张掖县故城在今武威县南”。清人赵元普认为即现在武威县南一百二十华里之张义堡。长，《续汉书·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第三组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骑马一匹，牵马奴一人。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小车马，御奴一人。据《续汉书·郡国志》，武威郡属十四城，其中有“张掖”和“左骑千人官”的县级建置。而《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十县，十县之中有张掖县，不见有“左骑千人官”，可见武威郡属的“左骑千人官”乃东汉时增置。东汉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之后，有些郡仅置低于都尉的“侯官”或“左骑千人官”，例如《郡国志》所载的上郡，辖十城，末为“侯官”；武威郡辖十四城，末为“左骑千人官”，官是官署，故治于城。《汉书·地理志》：武威郡属的休屠县条下本注曰：“都尉治熊水障，北部都尉治休屠城。”东汉时，武威郡仍有休屠县。据《嘉庆一统志》：休屠故城“在今武威县北”。东汉时增置的武威郡属的“左骑千人官”治所，很可能就在西汉的都尉治所熊水障。“左骑千人”和“张按长”为三百石或四百石的官吏。《续汉书·百官志五》：“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另外墓中还出土有四枚龟纽银印，印文已残，仅存“□□将*章”或“□□□*章”字样，按两汉制度，比二千石官吏可受银印，《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颜注引《归汉仪》云：“银印背龟纽，其文曰章，谓刻某官之章也”。王先谦《补注》引王鸣盛曰：“二千石文曰章，故朱买臣传云：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据此墓出土的铜马三十九件、铜武装骑士俑十七件(附矛四、戟六)，铜车十四辆(包括斧车、轺车、小车、辇车、大车、牛车各形)，以及铜奴婢二十八件。这批铜车马、骑士、奴婢等，据考古学家按其组合关系，推测其排列次序应为：十七件铜武士骑战马领队，“铜奔马”在其后，再后为一匹主骑，从骑四匹(主骑马形体最大，高51厘米、身长41.5厘米，昂首，作嘶鸣状。鞍、辔等巳失，仅存铜荐。荐面敷粉，画有奔马纹和云气纹，还有边饰)，推测这件主骑为墓主人所乘骑。在后为斧车、轺车、大车、牛车和奴婢等。这个车马排列，据考与《续汉书·舆服志》载的出行图：“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等记载相合。以上所引铜马三组铭文，车马出行次序，据研究者分析雷台墓主人之身份应为“□□将*”的夫妻合葬墓，或可称为“张某将*”的合葬墓。三组有铭文的铜车马和其“御奴”、“奴婢”等铜俑，则可能为墓主人属下的三位张君所赙赠的随葬物。十分清楚，据出土铜车马的规模，墓主人身份既可以是“县令以上，加导斧车”的县令官(银印与墓主人无直接关系），也可以是公卿以下，县令以上的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吏(即将*银印为墓主人的身份）。换言之，即墓主人之身份最高为二千石之官吏。其他参加赙赠的官吏已清楚铭刻为三百石或四百石之官吏。这里，我们要问，东汉晚年的三百石、四百石或二千石的官吏，能否殉葬和赙赠如上面所提到的皇室御用的“天马”问题。大家知道，秦汉皇室或宫廷的御用器物，是由少府、尚方、考工、尚舍等职官专掌的，其制造管理十分严格，任何人不经皇帝恩赐是不得私用或仿制的。否则，要犯“僭制”、“僭越”之罪，重者会被杀头或族诛的。据《汉书·条侯周亚夫传》（《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略同），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麻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国除”。周亚夫是讨平吴楚七国之乱的名将，立有大功，位至太尉，因欲下葬工官尚方所作之“县官器”(天子御用之物），竟下狱死，其封国灭绝。其他亲王、贵戚，因稍有“僭侈”而犯罪废黜和被诛者，例证甚多，不必多举。以此类推，武威雷台墓主人身份，其爵位最高为将*，其禄秩最多为二千石，其他赙赠者仅三百、四百石之县令，竟何敢仿用和私造皇家御用之物的“天马”作为葬器呢？所以武威雷台墓主人身份与皇家御用之物“天马”无必然联系。至于说此墓的“铜奔马”体态慓悍、气吞斗牛、疾飞似箭，因而“其正确的读名自然应该是‘天马’”。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因为在两汉墓葬中，出土的各种体态慓悍的铜马、木马、陶马、石马、鎏金马以及画象石浮雕马、壁画绘马……等，不计其数。是否都可以把这些体态慓悍、神情矫健之马统统称名为“天马”呢？显然这是不科学的。当然更难于合乎汉代“天马”的历史涵义。又说：“由于引入了大宛马，就大大改良了内地马，使汉朝良马迅速发展到三十万匹，到东汉时，天马已遍及内地”。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大宛马的引进，改良了内地马，这是事实，但两汉时期，良马的来源，也不是仅从西方来，汉王朝与北方匈奴通过贸易和战争，也引进和卤获了不少好马，如《汉书·匈奴传》：“度辽将*出塞千二百余里……卤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出塞千二百余里，……随马牛羊二千余，……虎牙将*……卤马牛羊七万余，……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虏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另外匈奴还常向汉朝“献马”。所以到了东汉时，内地的好马确实增加了，即使这些好马有“天马”的血统，但我们也不能把东汉的良马三十万匹，都统统称名为“天马”。如果这样无限制地扩大“天马”的数字和涵义，那么，武威雷台墓中出土的所有铜马，只要体态矫健的，也可以统统称名为“天马”了。显然，这与特殊铸造的马踏飞鸟的“铜奔马”又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不能以马的血缘品种改良来混消有特定历史*治涵义的“天马”。有人说铜奔马所踏的飞鸟是飞燕，但从实物观察，飞鸟的尾部不象燕尾,不呈剪刀形，看来也不能称名为“马踏飞燕”。至于说飞鸟象征行空疾驰，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人说“铜奔马”是“天马”和“飞廉”的合铸体，或称名为“马踏飞廉”，又因为“飞廉”是“龙雀”，也可以称名为“马踏龙雀”。这个说法，就值得商榷了。龙雀是飞廉，飞廉即风伯，这个说法没有错。但飞廉、龙雀是个什么形象的东西呢？定名者未谈清楚。关于“飞廉”的最早记载，见于屈原《离骚》，《离骚》在说到升天时说，“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或曰：“驾乘龙云，必假疾风之力，使奔属于后”。可见飞廉为风或风神。到了汉代“飞廉”便变成了仙人所乘之物。汉武帝爱*老，喜神仙，听了方士之言，于“元封二年（公元年)冬十月，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史记·封禅书》也说：“仙人可见，……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馆”。“飞廉”注释引应劭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者也”。晋灼曰：“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淮南子·俶真篇》：“若夫真人则动溶乎至虚，……骑飞廉而从敦圄”。高诱注：“飞廉，兽名，长毛，有翼”。《史记·司马相如传》引《游猎赋》有“椎飞廉”句，注引郭璞语曰：“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象在平乐观”。这条说得很清楚，平乐观所铸的“龙雀”之象，其上没有什么“天马”。据以上记载，都说明“飞廉”是个头上长角，鹿头鸟身蛇尾，其身有豹文的神兽，既是神兽，又名“龙雀”，必然是个庞然大物，所以张衡《东京赋》有“铜雀蟠婉，天马半汉”两物互相对称之句，东汉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也是指两件东西。铜马和飞廉既是两件对称之物，而龙雀作为神兽的地位，升天翱翔，绝不会后让于“天马”，它岂容马踏其背乎？武威雷台铜奔马的照片和复制品，很容易见到，奔马足下的那支小鸟，确实很难找到它与神兽龙雀相似之处。所以把武威雷台铜奔马定名为“马踏龙雀”，第一与文献记载不合，第二与基主人身份也不符。这个说法是难以成立的。三、“铜奔马”应是“马神——天驷”上面我们论述了汉代“天马”的特定历史涵义，也说明了武威雷台墓主人身份与殉葬“天马”不合乎当时的丧礼。那么这件“铜奔马”应如何称名才合于它的历史实际呢？我们认为这件铜奔马应称名为“马神——天驷”。我国在商周时代，打仗用车战，一辆兵车用四匹马拉。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仿效北方少数民族，提倡“胡服骑射”，改用骑兵作战，不论车战或马战，都离不开马，所以说：“行地莫如马，马者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之持以取胜也”。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对马的畜养是十分重视的。历代都设有专门畜马的职官，甲骨文就有“王畜马，在兹中厩”“贞、多马亚，其有咎”(马、亚都是官名）。古人迷信，随之也产生崇拜和祭祀马祖神的礼仪。据《周礼·夏官》记载，有专管“王马之*”的“校人”，每年春夏秋冬四季都要祭祀马祖神，如“春祭马祖，执驹”(即求祷马的蕃息），“夏祭先牧，颁马攻特”(郑司农云：“攻特谓騬之”，即求祷便于乘骑)，“秋祭马社、臧仆”(郑司农云：“臧仆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即求祷便于驾御)，“冬祭马步、献马”(郑注：“马步神为灾害马者；献马，见成马于王也”，即求祷马免于灾害，而献成马于王)。可见马祖神的灵通十分广大，那么，马祖神是什么形象呢？据郑玄注：“马祖，天驷也，又《孝经说》：房为龙马”。贾公彦疏：“马与人异，无先祖可寻，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又《尔雅·释天》：“天驷，房也”，注云：“房四星谓之天驷”。据以上记载，二十八宿的东方苍龙七宿——角、元、氐、房、心、尾、箕的第四位房星，又称为“天驷”，此即古人信仰的马祖神。秦汉以前，以天上的星宿——天驷为马祖神，后世便转化为人格化的“马王爷”或“马王神”了。既然是神，所以无论昊天上帝之神(如后世的玉皇、天帝……等)，以及山川百神(如后世的东嶽神、西嶽神、龙王神、土地神……等），人人都可以崇祀礼拜，皇帝可以祀，百官臣民也可以祀。礼天拜地，祭享牛王、马祖，对谁都没有限制。对崇仰“马祖神”,凡养马者自然会成为他们祭祀尊奉的对象。武威雷台汉墓主人既为张姓将*，赙赠者又为“左骑千人张救长”，墓中武装骑士车马成行。表明张姓将*是帅领骑兵戍卫武威郡县边防的。为了他率领的骑兵队伍的壮大，生前供奉祭祀马祖神——天驷，死后为了护卫其尊荣而进入幽冥世界，在墓中殉葬其“将*”银印，并在骑兵车马行列中安置马祖——天驷，便是很自然合理的事情。形体最大的一匹铜马——主骑，在骑荐上就敷粉彩绘有奔马纹和云气纹，无疑也象征墓主人对马祖神——天驷的崇奉。所以我们认为铜奔马应当命名为“马神——天驷”。它既合乎墓主人的官秩身份，也合乎墓主人帅领骑兵、祭祀马祖神的职业特征。铜奔马为“马神——天驷”，如此说无误，那么对铜奔马的艺术表现特点就比较易于理解了。“天驷”者犹言驷马行空，张衡《文选·南都赋》：“驷飞龙兮骙骙”。注：“飞龙，言疾也”，这便是以飞龙状驷行之疾驰。后世言“驷马难追”，都是形容骏马奔腾。古代民间艺术家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相结合的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驷马的龙腾虎跃的雄姿，以三足腾空若飞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但它的后足踏在一支飞鸟上，又不似现实生活中的真马。妙就妙在这只飞鸟的匠心独运，这只飞鸟很神妙地概括了马神——天驷所处的空间位置。两汉出土文物和艺术品中，不管绘画和雕塑，常以云气，飞凤、飞鸟、翔鹤、腾龙等纹饰，采象征升天邀游。这种出土物例子甚多，不必赘述。所以说铜马俑用艺术手法处理的“马踏飞鸟”形象，就是表示马神——天驷在太空邀游，它那体态饱满、腾空凌云、昂首长嘶、风驰电掣般的风爽英姿,只有马神——天驷才能当之无愧。马神——天驷不仅是一件举世至有的古代艺术瑰宝,而且从历史角度看，它反映了我国养马历史的悠久和繁荣，也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培育良马的杰出才能。它是值得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象征。目前，“天马”之说已被人们认可，国家旅游局已决定把“天马”作为中国旅游的图形标志。看来有必要对“铜奔马”进行历史的考查，作出科学的命名。故提出“马神——天驷”之说，供大家讨论。
来源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文/伍德煦，陈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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